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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六章秋日朝会(第1/2页)
十月十五，晨光初透。
紫禁城太和殿前，百官肃立。今日不是常朝之日，但皇帝特旨召集大朝会，京中五品以上官员悉数到场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丹墀东侧站着十余名身着儒衫、未着官服之人——正是江南士绅代表周道登、徐孚远、钱谦益一行。
朱由检高坐龙椅，目光扫过殿下。海文渊、李信已从山东、河南赶回，站在文官前列。两人风尘仆仆，但腰背挺直。
“今日朝会，议新政得失。”朱由检开门见山，“诸卿皆知，自朕登基以来，在山东、河南试行‘摊丁入亩’、‘清丈田亩’。今两省推行使在此，江南士绅代表亦在此。各方当堂陈情，朕与百官共听共判。”
他看向周道登：“周老先生，你先说。”
周道登出列，虽年过六旬，声音洪亮：“陛下！老臣周道登，苏州府吴江县人，嘉靖四十四年进士，曾任礼部侍郎，致仕二十年。今日斗胆，为江南百万生民请命！”
他跪地叩首，起身后慷慨陈词：“陛下推新政，本意为均平赋役，老臣深以为然。然江南情形特殊，若强推‘摊丁入亩’，恐有三害！”
“其一害民。江南地狭人稠，田不足养人，百姓多赖纺织、商贩为生。若按亩征银，一亩桑田、棉田所出，远不及稻田，然税银相同，此非加赋而何？小民不堪其负，必致逃亡。”
“其二伤国。江南赋税，占天下三成。若新政致百姓困苦，田亩荒芜，税从何来？届时国库空虚，边饷不继，悔之晚矣！”
“其三乱政。朝廷清丈，胥吏下乡，此辈多贪，必借此勒索。一亩地量成一亩二，熟田报作荒田，上下其手，民怨沸腾。老臣闻山东已有此弊，请陛下明察！”
这番话有理有据，殿中不少江南籍官员暗暗点头。连一些中立官员，也面露思索。
朱由检不动声色：“周老先生所言，朕记下了。徐先生、钱先生，可有补充？”
徐孚远出列：“陛下，臣徐孚远，松江府华亭县人，万历四十七年举人。臣补充一点：江南田赋，除正税外，尚有漕粮。漕粮征实，运往京师，此乃祖制。若改征银两，漕运何继？百万漕工何去？”
钱谦益随后：“陛下，臣钱谦益，常州府常熟县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。臣以为，新政可推，但需因地制宜。江南宜缓不宜急，宜宽不宜严。可先定赋额，十年不变，待民力恢复，再议新法。”
三人说完，退回行列。殿中寂静，所有人看向皇帝。
朱由检看向海文渊：“海卿，你是山东巡抚，新政主推者。周老先生说山东有弊，你如何回应？”
海文渊大步出列，声如洪钟：“陛下！臣海文渊，广东琼州府人，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奉旨巡抚山东，推行新政八月，敢以性命担保：周老先生所言山东之弊，纯属子虚乌有！”
他转身面对周道登，目光如电：“周老说胥吏勒索，敢问有何证据？山东清丈，每一里甲，均由官府、乡绅、百姓三方共同丈量，结果张榜公布，有疑者可复查。八月来，山东十府，共处置贪赃胥吏二十七人，其中斩首五人，余者流放。此有刑部案卷可查！”
“说赋税加重，更是颠倒黑白！”海文渊从袖中取出一本册子，“此乃山东新政前后赋税对比。以济南府为例：新政前，田赋亩征三升，丁银每丁八钱；新政后，田赋亩征三升五合，摊丁入亩后，每亩实征四升。然丁银取消，无地者不纳，有地百亩者，岁纳四石。比之从前，百亩田主需纳田赋三石、丁银八钱，合计折粮四石二斗——实减二斗！”
他翻开另一页：“再说百姓。无地佃农，新政前需纳丁银八钱，折粮一石；新政后，丁银摊入田亩，佃农不纳分文。此乃臣在山东亲访百户所得，有姓名、有田契、有账目。周老若不信，臣可当场传证人！”
数据详实，掷地有声。周道登脸色微白，强辩道：“那……那漕粮之事，海大人如何解？”
“漕粮照旧！”海文渊道，“新政只改赋税，未动漕运。且山东清丈出隐田八十万亩，其中二十万亩定为官田，所收租粮补入漕粮，反使正户负担减轻。此有漕运总督奏报为证！”
殿中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不少官员原本对新政心存疑虑，此刻听到具体数据，开始动摇。
朱由检适时开口：“李卿，河南如何？”
李信出列，神色沉稳：“陛下，臣李信，河南开封府人，天启二年进士。奉旨任河南推行使五月，清丈田亩已完成六府。臣愿以河南实情，回应江南诸公关切。”
他面对江南士绅代表：“诸位担心新政伤民，臣理解。但诸位可知，河南百姓如何看新政？”他取出一卷布帛，“这是归德府百姓万人签名《谢恩书》，感念新政减赋之恩。臣可当场诵读——”
“不必了。”朱由检抬手制止，“朕信你。朕只问：江南士绅所言‘江南特殊’，卿以为如何？”
李信沉吟片刻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江南确有特殊。地狭人稠是真，纺织商贸兴盛也是真。但正因如此，更需推行新政！”
他提高声音：“江南田亩，十之七八在士绅之手。这些田地，多数种棉、桑，获利远超稻米。然按旧制，棉田、桑田税赋与稻田相同，此乃不公！新政‘摊丁入亩’，正是按实际产出征税之始。棉田税可略高于稻田，桑田税可另定，此乃因地制宜！”
“至于漕粮，臣有一议：既然江南纺织兴盛，何不以布匹代漕粮？松江棉布，天下闻名。一匹布抵粮一石，运布轻于运粮，漕工可转为纤夫、织工，岂不两全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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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言一出，满殿哗然。以布代漕，这可是颠覆祖制的大胆设想！
徐孚远忍不住开口：“李大人此议，恐难实行。布匹价值，随行就市，今年一匹布值一石粮，明年可能只值八斗。且布匹有优劣，如何定价？若强定，必生弊端。”
“那就定浮动价。”李信早有准备，“以三年平均价为准，每年调整。至于布匹优劣，可设验布官，分等定价。此事虽难，但比维持朽坏漕运，孰优孰劣？”
朝堂上，两派观点激烈交锋。江南士绅坚持“江南特殊，宜缓宜宽”，新政派官员则列举数据，证明新政利国利民。
朱由检静静听着，直到双方都陈述完毕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诸卿所言，朕已明了。江南特殊，朕不否认。但‘特殊’非‘例外’，更不能成为抗拒变革的理由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下丹墀，站在百官中间：“朕问诸卿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大明国库空虚，边饷欠发，若不加赋，钱从何来？第二，土地兼并，流民四起，若不均田，乱从何止？第三，建州虽败，三年必复，若不强军，国何以安？”
三个问题，如重锤击在每个人心头。
“新政不是要与民争利，而是要救民救国！”朱由检声音渐高，“山东、河南试行八月，百姓负担减轻，国库收入增加，此乃事实。江南纵有特殊，难道就不能找出适合江南的新政之法？”
他看向周道登：“周老先生，你说江南百姓多赖纺织为生，朕深以为然。那为何不能减田赋，增商税？为何不能让织户、机户也公平纳税？为何要让百万织工，养活少数不纳粮的士绅？”
周道登汗如雨下，无言以对。
朱由检又看向徐孚远：“徐先生说漕运难改，朕也理解。但漕运之弊，诸卿不知？沿途损耗三成，贪墨两成，到京之粮不足五成。若改海运，损耗不过一成；若以布代漕，损耗更少。为何宁守弊政，不图革新？”
徐孚远低头不语。
最后，朱由检看向钱谦益：“钱先生说宜缓不宜急，朕赞同。但缓不是停，宽不是纵。江南新政，朕可以给三年之期，可以分步推行，可以因地制宜。但方向不能变，原则不能改——那便是：有田者纳粮，有产者纳税，公平负担，共济时艰！”
他走回御座，下达决断：“传旨：第一，江南新政，自崇祯四年始，分三年推行。今年只在苏州、松江两府试行‘清丈官田、寺田’；明年推广至常州、镇江，并试行‘摊丁入亩’；后年全面推行。”
“第二，设‘江南新政咨议会’，由江南士绅推举代表二十人，与户部、地方官共议细则。凡有争议，可直奏朕前。”
“第三，命户部、工部合议‘以布代漕’方案，年底前呈报。若可行，先在松江试办。”
“第四，凡主动配合清丈、申报隐田者，田赋减半三年；凡抗拒、隐匿者，一经查出，田产充公，功名革除！”
旨意一下，殿中寂静。江南士绅代表面面相觑——皇帝给了台阶，也划了红线。三年缓冲期，咨议会参与，这已是极大让步。但若再抗拒，便是自绝于朝廷。
周道登长叹一声，率众跪拜：“陛下圣明！老臣等……遵旨。”
朝会至此，暂告段落。但真正的暗流，才刚刚开始。
散朝后，朱由检在文华殿单独召见海文渊、李信。
“今日朝会，你们表现很好。”朱由检赐座，“但江南之事，不会这么简单。周道登等人表面顺从，私下必有动作。”
海文渊道：“皇上明鉴。臣观江南士绅，分三派：一派如周道登，虽不满但识时务，会配合；一派如徐孚远，犹豫观望；还有一派……今日未到场，但必是最顽固者。”
“谁？”
“苏州申家、无锡顾家、嘉兴项家。”李信接口，“这三家，田产皆在五万亩以上，且与朝中官员联姻密切。他们今日不来，是故意给皇上难堪。”
朱由检冷笑：“难堪？朕倒要看看，他们能硬到几时。”他取出一份密报，“锦衣卫奏报，申家暗中收购粮食，囤积居奇；顾家联络漕帮，恐有异动；项家……更厉害，其子弟项煜，正在南京联络东林党人，准备联名弹劾新政。”
海文渊脸色一变：“皇上，此风不可长！”
“朕知道。”朱由检平静道，“所以朕要你们做两件事：第一，海卿继续主持山东新政，使之成为铁打的样板；第二，李卿，朕调你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兼江南巡按，专司监督新政推行。”
李信跪地：“臣必不负圣望！”
“记住，到了江南，刚柔并济。”朱由检叮嘱，“对配合者，给足优待；对观望者，耐心争取；对顽固者……搜集罪证，一击必杀。朕授你密折专奏之权，遇紧急事，可先斩后奏。”
“臣遵旨！”
两人告退后，朱由检独坐殿中。王承恩轻声道：“皇上，徐光启求见，说炮车样车已造好，请皇上择日观看试射。”
“明日吧。”朱由检揉揉眉心，“今日累了。”
但他知道，自己不能累。辽东、江南、海疆、新政……千头万绪，都系于他一身。
窗外，秋阳正烈。
殿内，年轻的皇帝翻开下一份奏章。
这条路，还很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