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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9章签发人那一行，姓戚(第1/2页)
“姓戚。”
武大军把那张纸放在温良面前，手指压在最底下那一行上。
六月十一号，上午九点二十，年级组办公室。高考完了三天，走廊上安静得能听见楼下有人扫地。
纸是昨天下午送到学校的，红头，一页。抬头那一行写着：关于邀请温良同志就高三教学过程性观察方法进行交流的通知。正文三段，措辞很客气，说的是市教研室近期了解到十四中高三（7）班在教学过程性观察方面做了一些探索，拟请温良同志到教研室做一次交流，时间定在六月十一号下午两点半，请所在学校安排一位教学管理人员陪同。
落款是市教研室的章，章下头有一行手写的签发人名字。
戚国安。
温良把那张纸拿起来，看了很久。
“国家的国，安全的安。”武大军说，“市教研室的教研员，管数学的。我在市里的会上见过他两回，都是坐**台第二排那种。”
“多大年纪。”
“五十上下吧。看着不显老。”
“这个通知是怎么到学校的。”
“昨天下午四点多，教研室的人送来的，直接送到教务处。”武大军说，“老曹签的收。他签完让人给我，让我转你。”
“他跟您说什么了。”
“他说了四个字。”武大军说，“按时去。”
温良把纸放下。
“他签发的。”
“他签发的。”武大军说，“温良，我把话说前头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你下午去，就讲你那五条。”武大军说，“你怎么看字，怎么看错题，怎么看举手，讲一个钟头都行。别的一个字别提。”
“别的指哪些。”
“三条线，三个名字，五中那本纪念册，还有你屋里那面墙。”武大军说，“一样都别拿出来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武大军把手指又在那三个字上点了一下。
“因为约你的人姓戚。”
温良看着那三个字。
“正因为他姓戚。”他说。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。”
“我今天要是把材料留在家里，只讲那五条。”温良说，“讲完了我回来，我这心里就多一样东西：我会想，他今天要是问我三条线的事，我该怎么答。想一晚上，明天还得想。”
“那你带过去呢。”
“带过去我就不用想了。”温良说，“他问，我就答。他不问，我就摆在那儿。”
下午一点四十，武大军开车。市教研室在老城区一栋六层的楼里，楼道墙面刷成半截绿色，二楼中间那间是会议室。
会议室里一张长条桌，两边各四把椅子。他们进去的时候里头已经坐了三个人，桌上摆着三个纸杯。
温良把手里那个牛皮纸袋放在自己面前，没有打开。
两点二十八分，门开了。
进来的人个子不高，穿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，衬衫的领口洗得有点发白。他手里拿着那张通知的底稿，没有拿别的。
“我是戚国安。”他说。
他坐在长条桌另一头的正中间，把那张底稿放在面前，两只手叠在上头。
“今天不算会。”他说，“不记录，也不出纪要。武老师是学校派来的，坐着就行。”
温良说了句“戚老师好”。
“你先讲。”戚国安说，“讲你在班上怎么看人。”
温良从纸袋里抽出第一沓。
他讲了四十分钟。
先讲五项：字、举手、错的地方在挪、请假、坐着的样子。每一项他讲怎么看、看的是什么、什么情况下看不准。讲到第五项他自己先说：“这一样最不准。它是唯一一样我在讲台上抬眼就能看见的，可它也是最容易看错的。”
再讲那五条——课堂上用的一版和给家长的一版，两版的差别在哪儿，为什么给家长的那一版要重写而不是照抄。
坐在戚国安左手边那位教研员听到一半，起身去里屋拿了纸笔回来，从那一刻起一直在记。
右手边那位把眼镜摘了，捏在手里。
“我插一句。”记笔记那位说，“你这五项指标，做过信度检验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次都没做过。”
“一次都没做过。”温良说，“我拿了一个班五十三个人，从去年九月记到今年六月，每天记一遍，记在班务日志后头那几页上。这个不叫检验。”
“那叫什么。”
“这叫我用了九个月。”
那位教研员在纸上写了一行。
“你自己知道它站不站得住吗。”
“我知道它有一处站不住。”温良说，“这五项里头，有三项换到纸面上就用不了。举手看不见，坐姿看不见，请假查不着。上个月我拿这五项去筛四百多本外校的旧作业本，我手上只剩两样。两样筛出来的东西，我只能叫它疑似。”
“疑似怎么办。”
“疑似就等着。”温良说，“等到我能见着人再说。”
四十分钟讲完，他把那两沓纸放回袋子边上。
戚国安从头到尾没有说话。他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面前那杯水一口没动，手一直叠在那张底稿上。
温良把纸袋往自己跟前拉了一下。
“戚老师，今天您叫我来是讲方法。方法我讲完了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一样，你们没问。”
“什么。”
“我这几个月还在查一件跟教学没关系的事。”温良说，“我带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带来。”
“因为您要是想问，我全带来了。”温良说，“您要是不想问，我原样带回去。”
会议室里那三位教研员都停了。
戚国安把叠着的手松开，往后靠了一点。
“摆吧。”
温良站起来，把牛皮纸袋打开。
他摆的顺序，跟三天前晚上他在城中村那块水泥地上让六十几个孩子摆的顺序，一模一样。
第一样，三张片区教研签到表的复印件，三年前那一学年三次，摆成一排。他把三处签名指出来，说了三次都在五中那一块。
第二样，六本教师名录的核查结果。六十一个名字的单子，划掉的划掉，没划掉的七个。他把武大军电话里排掉的四个说了一遍：实习、调走、退休、名录把生僻字印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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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样，三份纪要。他把参会人数那一行念出来：五、五、四。再把签到表上的数念出来：六、六、五。
“三次都差一个。”他说。
第四样，五中三年前那本毕业纪念册里那一页的复印件。他把它推到桌子中间。
“照片上十九个人。底下印着十八个名字。”他说，“这本册子不是我的，是五中一个学生带来的，她姐是那一届的。册子还在她家里。这一页我复印了一份，复印的时候她在旁边。”
摘眼镜那位把眼镜戴回去了，探过身看那一页。
第五样，一张手写的单子——十九个疑似样本，学校和日期都在。
“姓名那一栏我涂了。”温良说。
“为什么涂。”
“因为这十九个孩子里头，我已经当面排掉了一个。”温良说，“剩下十八个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张单子，也没同意过谁把他们的名字往外拿。”
“那你给我们看这个有什么用。”
“看学校和日期有用。”温良说，“十九个里头有十四个断在九月。可九月是开学，换老师换教材重新分班，全城九月里字变了的孩子有几万个。所以这一张我今天摆出来，是要跟您说这条路我走过，走不通。”
第六样，那三条线的抄件。
他把纸摊开。第一条线上十六样，第二条九样，第三条线上什么都没有，只在最外头有一行字，写着城南中学一个学生找了三天没找着。
三个名字他念了两个。念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停住了。
“第三个我只念得出一个字。”
“哪个字。”
“戚。”
会议室里没有人动。
坐在戚国安左手边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，笔尖停在纸上没有落下去。
“后头两个字，签到表上被前后两个人的签名挤住了，认不出来。”温良说，“认不出来我就不填。所以纸上写的就是一个字，后头空两个字的地方。”
戚国安还是没有说话。
第七样，赵行舟那张口述记录的复印件，底下有那位退休老教师签的名。
第八样，廖振那张纸。
温良把它摆在最后。
“这一张上头没有材料。”他说，“上头写的是城南中学一个学生，找了三天，档案室学生不能进，问了两个老师都说不记得。”
他把手放下。
“八样，摆完了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“还有三样我没带。”温良说。
戚国安抬起眼。
“哪三样。”
“第一样，一支笔。那支笔不是我的，是一个学生家里的，她父亲给她的。人家的东西我不往外拿。”
“第二样呢。”
“第二样是六张纸。上礼拜天在我们学校教务处，六个人签了字，写他们听见了三个字。”温良说，“那三个字跟今天这件事没关系，那是我跟我们学校的事。我今天不带它来。”
“第三样。”
“第三样是我们班五十三个人的东西。”温良说，“那五十三个人的任何一样，我今天一张纸都没带。”
戚国安看着他。
“你为什么单独说这一样。”
“因为您要是问起我那个班，我会讲。”温良说，“可我不会把他们的东西摆到这张桌子上。他们不在这屋里，他们不知道我今天来。”
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把笔放下了。
温良没有坐回去。
“戚老师，八样摆完了，还有一句是我自己的话。”他说，“这一句不是材料，是我的判断。我说明白了它是判断。”
“说。”
“三年前，这个城里有三个教书的人没了。”温良说，“他们的名字从打出来的册子上掉了，从手写的纸上还在。三个人分在两所学校，都是六月到八月之间没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怀疑这不是三件各不相干的事。”
戚国安的手在那张底稿上摊平了。
“这是判断。”他说。
“这是判断。”温良说，“判断可以是错的。我今天说出来，是因为我说完了您可以驳我。您驳我一句，我回去就得重新想一遍。”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温良说。
武大军在旁边动了一下。他把手放在桌沿上，手指并拢，没有出声。
“第三个人姓戚。”温良说，“您也姓戚。”
那位摘过眼镜的教研员抬起头来。
“我今天来之前，武老师劝过我。”温良说，“他说这一条一个字都别提。”
“你还是提了。”
“我提了。”温良说，“因为这一条我要是不提，我回去还得琢磨它。琢磨它我就会往两边猜——一边猜您是，一边猜您不是。这两样我都不想猜。”
他把那张三条线的抄件往前推了一寸。
“您要是跟这个人没有关系，您现在说一句就行。”温良说，“您说了，我记下来，回去把这一条划掉。您说一遍我就信一遍，我不会再问第二回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七八秒。
温良站着没有动。
戚国安看着他，眼睛没有转开，也没有往桌上那八样材料上落。
他没有说没关系。
他也没有说有关系。
他什么都没有说。
从两点半到快四点，戚国安一句话没说。他没有打断过一次，也没有伸手翻过桌上任何一样材料，连最靠近他的那份纪要复印件他都没有碰。他就那样看着。
温良讲完最后一句以后，会议室里静了很久。
楼下有人在喊一个人的名字，喊了两声，没有人应。
戚国安伸出一根手指，把面前那份从头到尾没有翻动过的材料往桌子对面推了一寸。
然后他开口了。
他问的不是这些材料哪儿来的。
他也没有问温良凭什么这么说。
“你们那五十三个。”戚国安说。
温良抬起头。
“现在平均多少。”